李敖之女李文：爸爸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麵|李敖|李文_新浪新聞

　　原標題：李文獨家撰文 | 老爸李敖　

　　他此生過得很精彩

　　是一個傳奇

　　我為他感到高興

　　老爸李敖：霸道、好鬥，卻又多情而細膩

　　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特約撰稿/李文 

　　本文首發於總第845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　　我的老爸李敖在2018年3月18日因腦癌去世了。由於他疾病中的居住環境需要絕對清潔，進入者需要消毒，我沒有守在他身邊。

　　回想起來，我最後一次見他，還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學演講後小聚，而最後一次和老爸聊天，是在2014年。當時他囑咐我，在大陸維權時要小心點，因為我是小白兔，他是老狐狸，他告人是會“賺錢”的，而我隻會賠錢。

　　這麽多年，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相處，每周通電話，對他的離去，我沒有非常難過。我覺得他沒有帶著遺憾離開。他此生過得很精彩，是一個傳奇，我為他感到高興。

　　從慈父到霸道的爸爸

　　我是被爸爸從外婆那裏“搶”回來的。

　　當時媽媽在紐約讀書時生下我，爸爸在台灣牢裏，媽媽帶我回去，希望能給爸爸看下他的親生骨肉。但爸爸覺得，媽媽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紐約，還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，帶著一個小孩子，十分不方便。他還是希望媽媽能夠再找一個男人結婚，但不希望我跟別的男人一起生活。於是，一次我的外婆帶我去公園時，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廁所時把我抱走了。

　　從那時起，我和奶奶相依為命，而爸爸承擔了撫養我的責任。奶奶有時會帶我到獄中探望他。我那時不理解，為什麽要經過一個透明窗子和電話筒跟他講話。終於有一天他在信上解釋給我，為什麽他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樣：

　　親愛的小文：

　　姥姥說你想來看爸爸，並說媽媽已告訴你爸爸坐牢的事。這三年七個月來，一直沒告訴你的原因是因為你年紀太小，現在你漸漸大起來了，可以知道了。

　　坐牢的原因很複雜，你還不能完全明白，有的人坐牢是因為做了壞事，但有的人坐牢並不是因為做了壞事，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，法律上有一種“冤獄賠償法”，就是補救這種可能的。所以一個人坐了牢，我們不可以立刻斷定他是壞人做了壞事，一定要經過許多時間才能證明（當然有的是很顯明的壞人做壞事，比如吸鴉片煙啦、海盜啦，證明起來很容易）。法國的德雷福斯（Dreyfus）冤獄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證明清白。

　　很多很卓越的人、很多名人，都坐過牢。現在印度（India）的總理甘地夫人（Mrs。 Indira Gandhi）就坐過一年一個月。她的爸爸是尼赫魯（Nehru這個字h不發音，翻成“赫”音是中國人以前的錯誤），也做過印度總理，坐過十年半的牢。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“聖雄”甘地（Mohandas K。 Gandhi）坐過二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，他的太太死在牢裏了……

　　爸爸

　　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

　　監獄規定每周能寫兩封信。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聯絡，但他每星期一定會寫一封給我，還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給他回信。他信裏主要是給我講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識，教給我一些英文單詞，有時還會夾上他從書上裁下來的有意思的圖畫。因此，我記憶中的牢裏的爸爸，是個溫柔、細心而耐心的慈父。雖然我一直認為老爸不適合有家庭和孩子，但一旦成為父親，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來扮演好這個角色的。

　　但老爸出獄後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我還記得，他出獄後，第一次開車帶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。當時我們坐在後排，連一點聲音也不敢出，可就是開了一下車窗，不知哪裏惹到了他，被他罵了。現在想來，可能是監獄裏的生活使他精神極度緊張，導致他出獄後有了後遺症。

　　那時我14歲，是個活潑可愛、被奶奶寵壞的小姑娘。之前由於爸爸不願我被三民主義洗腦，堅持要我去讀美國學校，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國作派。爸爸雖然不讓我讀三民主義，出獄後卻開始逼著我讀唐詩三百首，還像所有中國父母一樣，逼我去學鋼琴小提琴。

　　當時我也很叛逆，對於這個突然出現在生活裏的霸道爸爸，難以接受，也不想他幹涉我的生活，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、找朋友玩兒。終於，有一次，我跑出去玩兒，回家後發現他正在門口等我，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頭發剪掉了。這件事對我的傷害大，我至今都記得。那之後我們就徹底吵翻了。老爸就說：你去美國讀書吧。

　　從那之後，我開始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。老爸出獄後這段時間，也是我們父女唯一共同生活過的時間，大概隻有二十天。現在回想，讓我去美國住校生活的決定是對的，如果我們一直一起生活，最後會吵得不可開交，搞不好要出人命的。但當時，我覺得整件事很諷刺：你不要我讀三民主義，不要我被洗腦，但在家裏又是一個霸道家長的作派，對女兒暴力又刻薄。其實說到底，是他對我的期望太高了，因而對我的要求也高，在他坐牢的“精神後遺症”的高壓下，我反而會極度反彈。

　　去美國讀書後，我們之間的關係緩和了。老爸沒給我換過尿布、喂過奶，他表達父愛的方式就是用“guilt money”（虧欠費）來補償他沒有照顧我的日子。他負擔我的房子，三所美國私立大學的費用，供我讀博士，還給我買跑車，這些都不便宜。他也以我為傲。他在電視節目裏說過“我女兒從這麽一個溫和的小姑娘，到現在變成這樣厲害的一位美國博士”，還說我比他厲害，“在她這一代的女孩子中，她簡直就算得上是個超人”。

　　我想，作為父親，他已經盡力了。但我始終認為，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，但不太適合做丈夫和父親。 

　　老朋友，好朋友

　　我和老爸後來成為了朋友，並把這種關係維持了五十幾年。老爸再婚後，我也沒有去打擾他的新家庭。說實話，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記憶，我覺得能和他共同生活二十幾年的人都蠻偉大的。

　　但我們每周都會通電話，或者發傳真。上學時，是我問他要學費、生活費，後來，尤其是我決定到北京生活後，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。我獨立生活後，爸爸依然會每個月給我零用錢，五十幾年，從未間斷。當然都是些小錢，我會用這個錢幫他去買些做節目需要的書，許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紅色夾克，還有他的領帶，都是我買的。這些錢也都花在他身上了。

　　許多不了解我的人認為我是母老虎，但其實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有直言不諱的真性情和一箭封喉的俠義性格。我們又不太一樣，爸爸說我是“七歲半”，意思是我太簡單，像在魚缸裏的小金魚，什麽都看得真真切切；而他是個可愛的“皇上”，喜歡搞黑色幽默。用老爸的話說，我們不是惡霸，我們是善霸。

　　所謂“善霸”，就是麵對不正確、不公平的現象，絕不妥協。小時候，他就多次告訴我，不要相信老子的“以德報怨”，而相信孔子的“以直報怨”。老爸最初找到的對待社會瘡症的辦法是——口誅筆伐。這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生一定效果，可還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。所以他轉向了走法律途徑，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。

　　我的選擇也是這樣。到北京後，遇到種種事情，我沒有忍氣吞聲，而是用法律來維權。這需要智慧、方法、勇氣和信心，也是與國際接軌的。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，那麽就相安無事；如果你不守法在先，那麽沒人可以封我的嘴巴。

　　老爸很支持我。他曾在他的電視節目裏說：“她把美國人的那套人權觀念帶進中國大陸，而且很認真地去做，這樣類似‘恐怖分子’，抗爭到底的堅持，我很讚同。不過，我懷疑她會不會贏。不過，她自願去挑戰，就要付出些代價。”

　　但他堅持一點，在我打官司的過程中，他絕不會在節目中評論半個字，因為他認為這樣是在用輿論來影響法律。可一旦我的官司結束了，他就會發表意見，表示他的支持。他還會給我支招。有一次，他打電話給我，建議我去起訴美國駐華大使，理由是我作為美國公民住在北京，住處被斷電，玻璃被砸，按照美國標準，居住權已被侵擾，美國駐華大使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好我。他甚至建議我給美國的50個參議員每人寫一 封信，檢舉駐華大使的失職。他說：你李文隻敢鬧中國人嗎？對美國人照鬧。

　　我們都知道，中國大陸很不適應我們這種思維方式，但仔細想想，隻有這條路才是正確的。他說：“我並不想打官司。我心裏的真正感受是搞個黑手黨，你惹了我，我就把你做掉，這多痛快啊！可是，我們要求我們的國家進步，就是要主張法製，就是要相信法律。”

　　對於這些，我都非常讚同。我的職業是英文教育者、素質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。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有截然相反的屬性，但二者是內在統一的。我覺得，用法律來解決問題，恰恰最是講理、有素質、文明和禮儀的表現。

　　丹尼少年

　　老爸曾經擔心我，說太聰明、太強的女人最好不要嫁人。但我最近還是嫁人了。我想對老爸說：你可以放心離開了，不要忘記替我跟奶奶說一聲，小文說Hello！

　　他的離去，我沒有非常難過。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老朋友，但我覺得他沒有帶著遺憾離開。他此生過得很精彩，是一個傳奇，我為他感到高興。

　　當然，老爸也有很多缺點以及不為人知的一麵。有朝一日，我可能會寫一本書，叫《李敖不為人知的秘密》，讓大家看到，一個偉人在他光彩的背麵，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麵。

　　比如，我出生在美國，回台灣後，由於老爸不喜歡台灣，所以堅決不給我辦台灣戶口。他任性地把他的喜好強加到我身上。但現在能證明我們是父女關係的，隻有老爸的撫養證明和我在曼哈頓的出生證明，台灣有關機構的檔案文件中，沒有任何能證明我們父女關係的登記資料，導致我現在想拿回台灣身份很麻煩。所以，他去世後還要再經曆一個“官司”，是我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的“親子關係”訴訟，要求法院出具我和老爸的親子關係證明。

　　再比如，我14歲從台灣到美國讀書，最初是住在我媽媽和繼父的家裏，這期間有過被繼父性騷擾的經曆。但爸爸媽媽都選擇了隱忍。他們都覺得“家醜不能外揚”，而且事情鬧大對媽媽不好。老爸在對待政治、強權上是非常強硬、不妥協的，但麵對女兒時，他又回歸了中國傳統父親的思維。最後，是我自己30年後在書中披露了這件事。這是我自己的“Me Too”事件。我不用靠別人，自己報了仇。

　　2014年時，我租住的北京萊蒙湖別墅14處漏水，泡壞了我和老爸的許多古董。我起訴了房東馬薇。但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裏發了一個帖子，標題寫成《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》。老爸為此大發怒氣，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無關，卻要扯上他。為了彌補，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了微博，澄清此事，又投訴三中院對訴訟雙方的個人信息差別對待。他們後來道了歉，在此後的報道中刪去了爸爸的名字。但我和老爸還是吵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。他的餘生沒有和再我說過話。這是我最遺憾的事了。

　　我10歲時，就知道老爸不喜歡婚禮、葬禮、追悼會這些形式。他坐牢時曾在一 封信裏給我寫過爺爺過世時的事情：

　　爺爺死的時候，爸爸二十歲，討厭中國喪禮中許多虛偽的風俗，所以來了一次喪禮改革。當時台中一中的老師學生上千人為爺爺送喪，看到爸爸這種作風真看不慣，他們認為爸爸不是“孝子”。但他們以為他們守的是中國傳統，其實守的是最壞的一部分，最好的一部分都被他們忘了。像四書中孟子說的那種“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”（如我自己反省我沒錯，雖然有千萬人反對我、罵我，我也勇往直前，滿不在乎），這種好傳統，一般落伍的人是不能了解的。爺爺死後十年，爸爸費了許多力氣，把爺爺寫的一部《中國文學史》稿本整理出來，印成漂亮的兩本書紀念。而那些當年指責爸爸的“孝子”們，卻沒看見他們為他們的爸爸做了些什麽。

　　所以，他提出不舉辦告別會，我一點也不奇怪。遵照他的遺囑，他的器官會全部捐給台大醫院。之後，我希望老爸的骨灰能放置在陽明山的公墓，因為奶奶和爺爺的骨灰也安放在那裏。

　　他離世後，每天都有他的粉絲在我的微博和臉書上留言。這些留言讓我很感動。老爸知道有如此多的人懷念他，也會感動的，因為他的本性是那樣一個多情、溫柔而情感細膩的人。

　　我覺得，坐牢坐太久，對爸爸後來的性格和為人處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，甚至是心理陰影。鬥爭成了他的一種人格，一旦有人批評他，他便會立即產生極端的反抗。這可能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自我保護，畢竟他年輕時曾受到過那樣的重創，出獄後，也沒有經曆過心理疏解和治療。這種影響他本人可能意識不到，但我會看到，他會把很多仇恨記在心裏，二三十年也不會丟下，甚至變成了“懷念”，這是很不妥當的，對他自己更是一種持續的傷害。好在，這些傷害都不會繼續了。

　　我也像爸爸幫助爺爺出版遺作一樣，幫助老爸完成《李敖大全集》英文版的出版。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曾拿到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，但台灣局麵太小，局限了他的才華。我會請我在哥倫比亞大的同學和校友幫忙翻譯，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國際上繼續發光。 

　　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是愛爾蘭民歌Danny Boy。這首歌曲調纏綿淒涼，歌詞溫婉，是一首挽歌，也正符合老爸的本性。1981年他入獄前，曾譯了一半，1982年出獄後，又把後半部分譯成。就讓我們用他的譯本來為他送別吧——

　　哦，丹尼少年，

　　當風笛呼喚，幽穀成排，

　　當夏日已盡，玫瑰難懷。

　　你，你天涯遠引，

　　而我，我在此長埋。

　　當草原盡夏，

　　當雪地全白。

　　任晴空萬裏，

　　任四處陰霾。

　　哦，丹尼少年，

　　我如此愛你，等你徘徊。

　　哦，說你愛我，你將前來，

　　縱逝者如斯，

　　死者初裁。

　　謝皇天後土，

　　在荒墳塚上，

　　請把我找到，找到，

　　尋我遺骸。

　　值班編輯：王季璐  嚴雨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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